朱明武的眼神沉了沉，心里泛起一丝疑虑。
他立刻从包里拿出“8·19”案犯罪嫌疑人的模拟画像，递给身边的管教干部：“麻烦你们帮忙辨认一下，看看监狱里释放的天南调犯中，有没有跟这个画像长得像的人。”
随后，他又配合狱方，组织了一批有过相关接触的犯人进行辨认。
可无论是管教干部，还是参与辨认的犯人，都纷纷摇头，都说没见过长得像画像上的人。
朱明武的眉头拧得更紧了，一丝失望掠过心头，但他很快压了下去——调查本就不会一帆风顺，线索往往藏在不起眼的细节里。
几天后，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，朱明武和王军再次驱车来到了新安监狱。
这一次，他们的目标更加明确：调阅所有天南调犯的档案资料，整理出名单和照片，同步给天南方面，为那边的侦查工作提供线索；同时，继续深挖，寻找与“8·19”案相关的犯罪嫌疑人。
王军是石河子狱侦科的老侦察员，当年正是他参与了对王峰的审理。
车上，朱明武侧头看向王军，语气带着几分询问：“王军，当年你审过王峰，你跟我说说，他在监狱里的表现怎么样？你觉得，他有没有干‘8·19’案的可能性？”
王军靠在椅背上，回忆了片刻，缓缓摇头：“可能性不大。
朱队，你忘了？王峰身高在1.80米以上，而咱们排查的犯罪嫌疑人，身高明显矮一些，不符合专家确定的身高条件。
而且，他在监狱里虽然不安分，但做事还算鲁莽，不像是能策划出这么缜密的枪案的人。”
朱明武沉默着点了点头，心里的疑虑却没有完全消散。
车子抵达监狱后，两人立刻前往档案库，调出了王峰的案件材料。
档案上记录着，王峰的前罪是抢劫、偷窃玉米和木头，量刑相对偏重。
翻到最后一页，一行管教干部的附言映入眼帘：“此人对判决不服，扬言出去要杀人。”
朱明武的指尖顿在那行字上，眼神骤然变得锐利起来。
他抬头看向王军，语气严肃：“你看，这里写着他扬言出去要杀人，而且他之前还收集过子弹，这两点，都不能忽视。”
王军凑过来看了一眼，依旧有些犹豫：“可身高和口音都对不上啊，专家定的条件，咱们也不能轻易忽视。”
朱明武没有说话，只是把王峰的资料整理好，向监狱方索取了他的照片等相关材料，将其列为向天南方面提供的重点人员之一。
后来，朱明武在回忆这段经历时，曾坦言：“当时我的直觉就告诉我，王峰有作案的可能。
他收集子弹、扬言杀人，这些都是明显的迹象。
可我只是在心里想了想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，主要还是被身高和口音这两个条件困住了，觉得他不符合，就暂时把他放过去了。”
没人知道，正是这两个看似明确的排查条件，出现了致命的误差，让关键嫌疑人从眼皮子底下溜走了。
犯罪嫌疑人的身高，是专家根据多数目击者的描述、现场遗留的鞋印等证据，经过反复论证确定的。
可王峰偏偏是个特例——他脚小，与自身身高严重不成比例，现场留下的鞋印误导了专家的判断，造成了身高刻画的偏差。
而口音的问题，更是让人扼腕。
当时，侦查人员过于信任目击者刘兵的描述，可谁也没想到，刘兵竟然把两个犯罪嫌疑人的口音记反了——他把大个子说成了本地人，把小个子说成了天南或河北口音，这一错判，直接让排查工作走了弯路。
其实，关于身高和口音的误差，部分经验丰富的侦察员和高级指挥员早已有所觉察。
他们在排查过程中，发现有些线索与既定条件存在矛盾，却没能及时调整排查方向。
而大多数在一线开展工作的侦察员，只能严格执行专家会上规定的条件，不敢有丝毫偏差。
这两点误差，无疑给全面摸排工作造成了不小的影响，也让案件的侦破进程慢了下来。
后来，黄亚波在总结这个案子时，曾不无感慨地说：“当时咱们定的摸排条件，太过于具体了，这其实是有利有弊。
好处是能缩小排查范围，提高效率；可坏处也很明显，弄不好就会捆住一线侦察员的手脚，让他们陷入思维定式。
有时候，不如把条件定得模糊一些，这样才能把所有有可能的人都纳入排查范围，不至于漏掉关键嫌疑人。”
他顿了顿，语气里带着几分惋惜：“除此之外，一线的侦察员，也需要提高综合分析的能力，分清主次要条件。
‘来北疆的天南人’，这是最核心的主要条件；而身高、口音，只是次要条件，不能因为次要条件不符合，就轻易排除可疑人员。
如果当时能按照这个原则办事，王峰和吴子明，或许早就被摸上来了，案件也能早一天告破。”
当然，这些都是后话，是案件告破后，人们在复盘总结时才幡然醒悟的道理。
而此刻，朱明武和他的同事们，还在迷雾中摸索，丝毫没有意识到，自己已经与关键线索擦肩而过，一场更加艰难的排查，还在等着他们。
办公桌上的台灯泛着冷白的光，将两张纸的影子拉得很长——一张是从天南取回的嫌犯照片，另一张是侦查员熬夜绘制的摹拟画像。
侦查员指尖捏着照片，反复比对，眉头拧成了疙瘩，每一张照片都仔细端详，连眉眼的细微弧度、下颌的轮廓都不曾放过，可直到最后，也没能将王峰的名字从一堆嫌疑人中单独圈出来。
窗外的夜色正浓，晚风拍打着窗玻璃，发出细碎的声响，像是在无声地提醒着，这场侦查，远比想象中更棘手。
与此同时，朱明武攥着一叠厚厚的档案袋，快步走进了专案领导小组的办公室，额头上还沾着细密的汗珠，身上的警服也被奔波的汗水浸得有些发皱。
他径直走到杨德禄副厅长的办公桌前，微微欠身，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凝重：“杨厅长，新安监狱的人员我已经逐一核查过了，全部排除了嫌疑，但我心里总觉得不踏实，总怕有遗漏。”
杨德禄放下手中的钢笔，指尖轻轻敲击着桌面，目光锐利如鹰，落在朱明武身上：“不踏实就对了，专案无小事。
你把重点人的档案调来了吗？”
朱明武连忙点头，双手将档案袋递了过去，语气笃定：“调来了，主要是天南调犯中的释放人员，都在这里了。”
他说着，指了指档案袋上标注的“重点核查”字样，眼底带着一丝期待，希望能从这些档案里找到突破口。
杨德禄接过档案，缓缓翻开，指尖在每一页纸上缓缓划过，目光专注而严肃。
当翻到王峰的档案时，他的动作顿住了——档案里清晰地记录着，王峰在服刑期间，曾偷偷“搞”过子弹。
这个细节像一根刺，瞬间扎进了杨德禄的心里，他拿起钢笔，在王峰的名字下方，重重地画了一道横线，力道之大，几乎要将纸划破，语气沉了下来：“这个王峰，重点盯紧。”
另一边，莫索湾垦区公安局刑侦大队探长魏江年，正顶着正午的烈日，奔波在147团的田间地头。
“8·19”案发生后，147团被列为重点调查区域，垦区公安局下了死命令，要求对重点人口挨家挨户排查，不漏一户、不落一人。
魏江年皮肤被晒得黝黑，额头上的汗水顺着脸颊滑落，滴在脚下的泥土里，瞬间被吸干，他攥着摹拟画像，脚步不停，眼神里满是坚毅。
魏江年带领小组在8连摸排时，终于有了一丝线索——一个叫吴子明的本地人，家里开春时曾来了两个天南人，一男一女。
据了解，那名男子曾和吴子明一起服过刑，这次来是打算在团场做生意。
魏江年立刻带着队员赶到吴子明家，推开破旧的木门，只见一位头发花白、满脸皱纹的老人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，正是吴子明的养父，已经70岁高龄。
“大爷，您好，我们是公安局的，想向您了解点情况。”
魏江年放缓了语气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温和，生怕吓到老人。
他蹲下身，将摹拟画像递到老人面前，“您看，您还记得开春时来您家的那两个天南人吗？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”
老人眯着眼睛，凑近画像看了许久，缓缓摇了摇头，声音沙哑：“记不清模样了，不过不像这个人。
他们早就不在我家住了，在团场那边租了一个四川女人的房子，搬出去好一阵子了。”
魏江年的心沉了沉，又追问：“大爷，您知道他们租的房子具体地址吗？那个租房的四川女人叫什么名字？”
老人皱着眉，冥思苦想了半天，还是摇了摇头，满脸歉意：“不知道，子明这孩子没跟我说过，我也没多问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