面对警方的审讯，王峰和白某无力辩驳，只能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盗窃行为。
除了这两桩罪行，王峰还伙同石某，犯下了多起盗窃案。1982年8月8日，天气炎热，午后的阳光炙烤着大地，让人昏昏欲睡。
王峰和石某躲在树荫下，商量着去哪里偷窃，石某突然说道：“我知道有一户人家，家里有一台牡丹牌12英寸黑白电视机，咱们去把它偷来，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”
王峰眼睛一亮，连忙点了点头，他知道，在当时，一台黑白电视机，可是稀罕物，价值不菲。
两人趁着午后的空闲，溜到了那户人家门口，见屋里没人，便撬开了门锁，溜进屋里，找到了那台牡丹牌12英寸黑白电视机。
两人小心翼翼地抬起电视机，悄无声息地溜出了屋子，将电视机藏了起来，打算日后找机会销赃。
看着到手的电视机，两人脸上都露出了得意的笑容，他们以为，自己又一次得手了，却不知道，这些罪行，早已被一一记录在案，等待着他们的，终将是法律的严惩。
1983年1月至3月，王峰伙同石某等人，又将主意打到了工厂的仓库上。
那时的工厂仓库，看管并不严格，王峰和石某等人，趁着仓库管理员不注意，多次溜进仓库，偷窃仓库内的管件、阀门等物品，一共偷了160件，价值1900元。
除此之外，他们还偷了一根直径40厘米、长7米的圆木，之后，他们将这些赃物运出仓库，找了个地方销赃，一共得了500元。
拿到赃款后，王峰和石某等人，挥霍一空，没有留下一分钱。
这些被王峰刻意隐瞒的余罪，在1985年，被一一揭发，面对确凿的证据，王峰再也无法狡辩，只能如实供述了自己所有的罪行。
天南市宣武区人民法院，结合王峰的犯罪情节，依法作出判决：王峰犯抢劫罪，判处有期徒刑5年；犯盗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7年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1年。
与之前判处的盗窃罪有期徒刑4年合并执行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，刑期自1983年3月8日起，至1997年3月7日止，同时剥夺政治权利2年。
当法官再次宣判的那一刻，王峰瘫坐在被告席上，眼神空洞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仿佛灵魂都被抽走了一般。
他原本以为，自己服完四年刑，就能重获自由，可现在，刑期一下子增加到了14年，这意味着，他还要在监狱里，度过漫长的12年。
12年，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，足以让他从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，变成一个年近四十的中年人。
可事实上，从天南市两家初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来看，对王峰的量刑，其实是恰当的，并无他日后所说的“偷一书包玉米便加判10年徒刑”的畸重情形。
1982年前后，社会平均生活水平很低，多数公职人员的月薪也只有几十元人民币，王峰多次盗窃，涉案数额累计高达数千元，这在当时，已是一笔不菲的数额。
更何况，他多次伙同同伙，入户盗窃，甚至在盗窃被发现后，持械行凶，伤害他人身体，性质极其恶劣。
在我国刑法中，对盗窃罪与抢劫罪的区别，有着明确的规定：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、入户盗窃、携带凶器盗窃、扒窃公私财物的行为；
而抢劫罪，则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对财物的所有人、保管人当场使用暴力、胁迫或其他方法，强行将公私财物抢走的行为。
王峰在盗窃玉米被事主郝某发现后，用木棍猛击郝某的头部，致其受伤，其行为，早已超出了盗窃罪的范畴，构成了抢劫罪，法院以抢劫罪对其判刑，是完全正确的，符合法律的规定，也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。
可王峰并不这样想，他从自身的私利出发，无视自己犯下的累累罪行，无视法律的公正，固执地认为，法律对他不公平，认为自己受到了过重的惩罚。
这种想法，在他漫长而枯燥的服刑过程中，不断滋生、蔓延，尤其是在他承受了离婚等人生重大打击之后，这份怨恨，变得更加深刻，更加偏执，像一颗毒瘤，在他的心底，不断生长，最终，彻底吞噬了他的理智。
很少有人知道，王峰是一个报复心理极重的人，他的心胸狭隘，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，一旦受到了他所谓的“不公平待遇”，就会记恨在心，伺机报复。
1998年3月，在法庭上，王峰曾相当清晰地，表述过自己在狱中产生的报复思想，他的语气冰冷，眼神阴郁，没有丝毫的愧疚和悔改，只有满满的怨恨和疯狂。
“我想过了，”王峰坐在被告席上，抬起头，眼神里透着一股狰狞，声音不大，却字字冰冷，字字刺耳，“法律这样判我，我服刑出来，就去杀人，杀死那些受法律保护的人。如果法律判我20年，我出来杀成年人；
如果法律判我无期，减刑后我出来年纪大了，没能力对强壮者下手，我就对弱者下手……”
这句话，从王峰的嘴里说出来，平静得可怕，却让人不寒而栗。在场的人，听到这句话，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，看着王峰的眼神，充满了恐惧和厌恶。
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一个人，究竟要被怨恨蒙蔽多少双眼，才能说出如此残忍、如此疯狂的话。
这里，形成了一个令人唏嘘的悖论，一个改造与反改造的悖论。
王峰是一个极端的典型，他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，被送进监狱接受改造，承受着应有的惩罚。
可他却没有丝毫的悔改之心，没有反思自己的错误，反而将所有的责任，都推到了无辜的人们身上，推到了他所谓的“不公正”的法律身上。